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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925001]] 各项政策不断落地 确保到2020年农民工工资无拖欠 揭涉黑团伙虚假面具:名为正常生意实为暴力垄断

2019-12-25

  各项政策不断落地确保到2020年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

  治理欠薪我们有信心(民生视线)

  本报记者 李心萍 韩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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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春节前夕在江苏连云港农民工展示其领到的整个班组的工资。人民视觉

  核心阅读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被雇主或单位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占比已由2010年的1.4%降至2017年的0.5%。农民工欠薪问题已得到明显遏制

  从今年四季度到2019年春节前将继续组织进行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推动按月足额支付工资、农民工实名制管理等制度措施尽快落实到企业

  日前人社部对外发布第二期拖欠农民工工资企业“黑名单”。出台工资支付考核细则、实施多部门联合惩戒、设立欠薪企业“黑名单”……近年来针对农民工讨薪这个老大难问题各项政策接连出台。2016年国务院给出治理欠薪时间表明确到2020年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的目标任务。如今差距这一时间节点越来越近治理欠薪效果怎样?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还面临哪些挑战?该如何应对?

  农民工的喜悦

  揪心变宽心从年底流泪讨薪到按月领工资

  “发工资啦!”刚当上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某工地小队长的赵立业心气儿特别足总是第一时间通知工友们查看银行账户。作为“资深”农民工赵立业也曾为讨薪犯难过如今他长舒一口气笑道:“现在保障好多了签上了劳动合同关键还能按月领薪。”

  从揪心到宽心这一变化背后是国家近年来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大力整治。

  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但过去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流汗又流泪——讨薪难题长期存在。至2001年这一问题进入公众视野引发社会注意。

  面对欠薪难题不少地方出台政策启动追缴行动。比如2002年北京对恶意欠薪建筑企业实行“一票否决”深圳建立农民工欠薪保障基金等。2005年起有关部门开始探索解决欠薪问题的长效机制先后进行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明确总承包企业对农民工工资负总责。到2016年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努力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的目标任务对从根本上治理欠薪问题作出全面的制度性安排。

  如今赵立业话中的三个关键词:银行账户、劳动合同与按月领薪都是上述政策措施落地的例证。签订劳动合同使农民工追讨工资时有证可循;办理工资银行卡让农民工工资有了一本“对账簿”是否发、发多少一目了然;按月领薪则为农民工领取工资提供了一张“保险单”分散了集中支付带来的欠薪风险。三项政策相互衔接、互为依托共同织就了一张农民工工资支付的“保障网”。

  “这几年明显感觉到国家重视保护农民工权益劳动保障执法力度越来越强无论是对开发商、承建公司还是包工头都有严格约束。”来自山西吕梁的张泽龙是个有30年经验的包工头他告诉记者如今在承包项目时要向劳动保障部门缴纳一笔工资保证金才能开工不仅如此劳动保障部门还会不定期约谈承包企业与包工头明确要求不能欠薪。

  从工资支付链条的各个节点来看对于末端农民工工资的保障也在倒逼前端各主体改进管理模式。“对总包企业而言过去对劳务企业与农民工的管理深度不够。现在劳务管理更加精细化用工动态更详细工资保证要求更高所有工程款要优先支付农民工工资;对劳务企业而言支付压力增加也会倒逼企业细化任务分配、工人管理、业绩考核、工资结算等流程加强对出勤状况及工作效率的监督力度。”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劳务管理负责人卢百华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被雇主或单位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占比已由2010年的1.4%降至2017年的0.5%。农民工欠薪问题已得到明显遏制。

  包工头的烦恼

  开发商付款比例低垫资付薪使包工头压力有点大

  经过多年的持续治理农民工领薪已由难转易但要从宽心到舒心依然有一些顽症痼疾有待根治。

  “我们现在是一季度一结账不包吃住差不多每星期给三五百元的零花钱。”来自河北定州的老张去年跟随认识的包工头来了北京目前在朝阳区某小区房屋上下水改造工程中打零工“跟工头挺熟的就没签劳动合同相信他的信用。”

  老张的经历折射出当前农民工工资支付中存在的问题:按月足额支付还未能完全实现、劳动合同尚未替代“口头合同”。

  记者走访发现老张所说的按季度支付其实是集中支付向按月支付的一种过渡形态。在一些偏远的三、四线城市等到年底或工程完工时集中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情况依然存在。按月支付农民工工资为何难以实现?

  卢百华解释说在大多数工程项目中上游开发商支付比例往往不高总包企业需垫资开工。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材料支出等垫付压力更大。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预付下游农民工工资按月支付存在一定困难。“农民工工资可不是小头工资总额一般会占到工程款的20%以上工资、材料费等都压在承包企业身上压力有点大。” 卢百华说。

  当压力经由总包企业继续向下传导时包工头的日子也“紧巴巴”。“按月支付对我这种揽‘小活儿’的包工头来说很难实现。”张泽龙坦言比如一个20万元的项目活多钱少再招财务、会计人力成本就更高了所以一般都由包工头统管财务一次性支付工资。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工资集中支付之所以还能存在是因为长期以来包工头找人、揽活不靠合同靠信用。在一些地区包工头作为中间商两头不签合同全凭“一张嘴说话”。“干的本来就是组织人的活儿靠的是‘一传十、十传百’累积起来的信用假如我这一层失了信用除非是不打算干这一行了。”张泽龙说。

  卢百华介绍当前我国的劳务公司发展良莠不齐运营好的劳务公司自有工人占比较高管理方式更加精细但有些劳务公司为了扩大规模会在社会上找小包工头带一批人来干活管理松散。假如包工头信用好一切尚可平稳运行倘若遇到信用较差的包工头很可能发生欠薪事件。

  “当前工程建设领域仍然是欠薪问题的重灾区。”人社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市场秩序不规范违法分包、层层转包、拖欠工程款等问题还大量存在部分制度建设与属地监管责任还没有充分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任务依然艰巨工资支付保障制度有待进一步落实。

  监管者的确定

  从源头抓起创新相关制度加大惩戒力度

  “要实现2020年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目标最大的困难仍在于如何解决工程建设领域的欠薪问题。”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说工程建设领域产生欠薪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垫资施工、层层转包工资支付与工程款结算等问题纠缠在一起。

  卢百华介绍所谓层层转包其流程一般是:开发商将项目承包给总承包单位由总承包单位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根据项目大小与工种需要劳务公司再层层转包给负责不同工种的班组由班组工头吸纳与组织农民工。

  这样的层层转包模式因有利于责任到人、提高效率与工程质量而在工程建设项目中被广泛使用但也在客观上拉长了支付链条、进一步增加了支付风险。

  “要解决好欠薪问题就得从源头抓起。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发挥部际联席会议及地方工作协调机制作用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加大源头治理力度进一步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市场秩序严厉打击挂靠承包、违法分包、层层转包、垫资施工等行为。”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说。

  除了加强整治要从根本上破解这一难题还离不开制度创新。“可以考虑建立业主单位向农民工直接支付工资的绿色通道穿透总包企业、劳务公司与包工头环节在发包方层面统筹农民工名单及其身份证号、银行账号从源头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建议。

  卢百华则建议:“因为农民工受约束程度低、流动性大未来可考虑逐渐淡化劳务企业的综合性管理职能由总包企业直接对接专业化的各类工种班组从而减少支付环节提升管理效率更好对接农民工。”

  此外还须加强惩戒让拖欠者处处受限。“‘黑名单’管理制度将持续推行对重大欠薪违法案件将在现有每半年发布1次的基础上增加为每季度至少发布1次对情节特别严重、引起社会注意的重大案件随时向社会发布。”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从今年四季度到2019年春节前将继续组织进行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欠薪问题与欠薪隐患推动按月足额支付工资、农民工实名制管理等制度措施尽快落实到企业落实到每一个在建工程项目。

  深入进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名为正常生意实为暴力垄断强买强卖

  检察官讲述刘永添等54人涉黑案办案故事

  徐盈雁 钟亚雅

  “从2016年11月我们受理此案到2018年2月法院宣判前后长达一年多时间。”“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连续开庭审理了13天消耗很大。”“被告人54名辩护律师74名均刷新了广州涉黑案件纪录。”近日记者走进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检察院听办案检察官讲述广州市黄埔区东区街刘村居委会原党委书记刘永添等54人涉黑案办案故事。

  揭开涉黑团伙“虚假面具”

  广州市黄埔区东区街刘村是刘永添等54人涉黑案主要案发地。与传统“打打杀杀”的涉黑案不同刘村村民并不恐惧刘永添等人的存在甚至还有村民在开庭期间向法院提供被告人不在场的证据。

  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这主要是因为刘永添犯罪团伙善于自我包装一些不明真相的村民在配合团伙进行摆场等扰乱施工秩序的活动时该团伙会将部分非法所得“惠及”上述村民。

  随着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工作的逐步推进刘永添犯罪团伙的“虚假面具”被彻底揭开。

  1999年刘永添当选广州市萝岗区(现为黄埔区)东区街刘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党委书记。2004年12月24日刘永添纠集刘永东等人在刘村居委会门前持枪、木棍、铁棍等工具对他人实施围攻追打、砸烧车辆一举奠定了以刘永添为首的刘村“村霸”地位。同年刘永添、朱志高等人共同成立广东砼利混凝土有限公司(下称“砼利公司”)由朱志高任法定代表人。2006年9月刘永东成立广州市萝岗区宏盛土石方工程队(下称“宏盛工程队”)。

  随后刘永添利用其居委会党委书记的身份逐渐形成了“刘村辖区内所属村、社土地上的工程必须由本村、社人员承建外人不能插手”的法则。陈镜登、刘永东进一步约定:刘村辖区内刘北、刘南、刘中、华甫、洋城岗所属区域的工程、地材由宏盛工程队承接岗贝、元岗、双井、荷村、新南村等其余区域的工程、地材由陈镜登承接处于边界或各村土地交界的工程则共同承建。

  2010年砼利公司更名为广东穗强混凝土有限公司(下称“穗强公司”)在公司仍由朱志高实际操纵的情况下变更了法定代表人并制定公司内部规定:当穗强公司在争抢刘村范围内的建筑工程混凝土业务或供应过程中与其他公司或个人出现纠纷时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及所有业务员都必须赶到现场帮忙确保穗强公司最终获利。

  “正常生意”下的暴力垄断

  纵观刘永添等人犯罪事实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几乎所有犯罪活动都以“公司”名义进行绝大多数强迫买卖均以“合同”方式进行。

  庭审中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称涉案人员没有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认为他们只是在进行“正常生意”刘永添等人则辩称“都是村集体的决议”不少被告人也辩称“我是公司职员我只是在做公司分配的事”。

  对此办案检察官认为所谓“正常生意”不过是刘永添等人以公司为掩护的暴力垄断。

  比如2009年12月广州梁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竞标获得黄埔区某工业区内的数控项目(位于刘村社区)。施工期间砼利公司通过派人强行拦截混凝土搅拌车、阻挡施工等手段导致其他供货商不敢供货。梁某公司只好将混凝土供货商更换为砼利公司后与砼利公司签订远高于市场价格的供货合同。

  又比如2013年至2015年间湖北华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江苏南通某建集团有限公司先后承建中海誉城(位于刘村社区)二期A7、A8栋三期A9、A10土建、初装工程。刘永添犯罪团伙利用长期以来形成的在该地区的威慑力与湖北华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江苏南通某建集团有限公司谈判迫使两家公司将工程的建材与混凝土业务交由宏盛工程队与穗强公司承接并由刘永添犯罪团伙中的刘志坤负责工程的财务管理。据统计两家公司混凝土共损失约335.3万余元建筑材料共损失约122.9万余元。

  经检察机关审查2008年至2016年间刘永添、朱志高、陈镜登、刘永东纠集刘村华甫一社原社长钟业泉、原副社长钟兆恒刘村华甫二社原社长钟桂成、原副社长钟志坚、钟灿华刘村北一社原社长刘志明穗强公司总经理孔永熊带领各自社员、公司业务员等人通过实施强迫买卖、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手段争抢工程。同时在工程混凝土供应业务由其他公司承接的情况下或通过语言威胁、阻挠施工或通过刘永添以居委会党委书记身份出面“调解谈判”等方式向承建方或其他混凝土公司索取“地材费”“管理费”等作为补偿。

  “通过这些手段该团伙逐步形成了以刘永添、朱志高、陈镜登、刘永东为组织、领导者以刘志钊等人为积极参加者以孙智文等人为一般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办案检察官说。

  四人被认定为组织者领导者

  采访中办案检察官坦言因为刘永添等人善于伪装给案件的审查起诉制造了一定的“麻烦”。

  在组织者、领导者认定方面为何将刘永添、朱志高、陈镜登、刘永东4人同时认定为组织者、领导者而不是单独认定“村霸”刘永添为唯一组织者、领导者将其他三人“降一档”认定?

  办案检察官回应说通过对事实与证据的分析检察机关认为4人之间并非从属关系而是有着共同的明确的犯罪目的即通过非法手段追求经济利益。“虽然每个人做事不互相商量但他们分工有序。一个项目有若干环节每个人控制相应环节出了问题互相帮助。”

  而对大家注意的“帮规戒律”办案检察官表示此案中“帮规戒律”虽然没有白纸黑字但却是查实存在的。“刘永添等人提出村辖区工程必须由本村人承接若与外地公司在工地发生纠纷本村所有经理、业务员都必须前往现场帮本地公司。而且组织成员也是这么落实的结合外地公司或被强行赶走或被迫同意合作等事实我们认为这就是帮规戒律。”

  “另外该团伙暴力性、组织性、垄断性明显。”办案检察官补充说“有人认为刘永添等人的势力离开了刘村就无从体现我们认为正因为外人做不了刘村的工程才证实了刘永添等人的犯罪组织性。”

  审查起诉中检察机关还发现刘永添从一开始就做好了规避侦查的准备。办案检察官介绍说在前期刘永添在公司持有股份到了后期其“抽身”而出不再持有任何股份。

  2018年2月10日荔湾区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刘永添、陈镜登、刘永东、朱志高4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买卖罪敲诈勒索罪等数罪并罚对其分别确定执行二十年至十八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至三年不等。对刘永添并处没收财产5020万元罚金120万元;对陈镜登等3人各并处没收财产3000万元罚金98万元。对刘志钊等50人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买卖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等分别判处十二年零九个月至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32万元至1万元不等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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